细雨狂花(-)寒山城外烟雨楼 –by 铁蛋

每想起杨绛的“春天的白杨树在微风里翻动,似孩子们的一张张笑脸”,就能想起高一开学的那些日子。虽然回忆是最不可靠的,20年前的往事仍旧似那一张张颤动的杨树叶。语文老师在他无数次激动的时刻,都会很动情地说:希望你们都能长成蓊蓊郁郁的大树。很多年过去了,我没有看到什么大树,却仍旧是那几片掩映在阳光下的叶子,在遥远的风中,偶尔飘飘荡荡。

1983年

1。 9月。从43路车站到校门还要走上一段。 我的步伐比别人的慢,很多女生都兴冲冲地超过我了。身旁两米多高的红墙里就是这所朝阳区的重点学校,虽然夏天里来过一次,只是在大门口看了看,今天再来,仍旧是个陌生的地方。拿到通知书时的喜悦早就没有了,考上这所学校的确是侥幸。闲了一个夏天,如今又看到自己随着人流往学校走,看到别人有说有笑,甚至还有戴红领巾的初一新生,说不清是有些担心还是紧张,便抬不起头来。

校门是敞开的,两个值周生站一块竖立的黑板后,黑板上书“欢迎新同学”。这俩是干麻的?又是哪班的干部吧?往里走是个圆坛,中间是棵两米多高的雪松。(很多年以后,我再次回到母校,那雪松已经有几丈高了,想到的第一个词就是–蓊蓊郁郁。) 靠着坛沿儿戳着几块黑板,上书新生和班级的名单,我终于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我的名字和班级–高一四班。绕过坛子20米外就是暗红色的教学楼了。两旁是篱笆围成的花圃,里面有小地雷,篦麻,桔黄色的野菊花什么的。楼前有四根水泥柱,门楣前正中有四个碗口大小的字,我看不清。走近了,不认识,估计是草书,还是癫草那类的。后来听人说那四个字是“春风化雨”。

高一四就在一楼,很好找,教室窗下就是那片花圃。黑板上的名子是按座位排的,一看我还比较突出,第四组第一个。班里40多人,6个组,135女生,246男生,两组一行。班主任姓许,是个27岁的女青年,看上去30多岁,后来知道还没有对象。她教我们数学。人差不多来齐了,班主任问了一句对座位有没有问题,突然间,一句话,似莺声,从我左后方传来:
“老师,我看不见黑板”。
班主任问:“你多少度?”
回答:“五百。”
班主任:“那你到前面来。”
她示意我左边3组的女生从第一个开始往后错一个位子,然后我感到一个巨大的影子遮挡住了我左边光线。我抬头看着黑板上的名单,第三组最后一个叫李芳,就是现在在我旁边的这位。下课以后,当她站起来从我桌前走过,我望了一下她的背影,我的天,她得有一米七五。几天以后,我问她有多高,她说她一米七零。

我右边是高然,高然的右边是孔震。他们三个人后来都成了我生活中的影子。

班主任说要选班长,团支书什么的,其实都由她指定了。班里很多高才生,还有从四中,五中的来的,找几个干部出来很容易。班长叫王彪,支书叫李春燕,他们后来在高三时都入党了,也都上清华了。李春燕到了清华学锻造,据说她仍然是清华团委的干活。

2。
高考还是三年后的事,所以高一的日子没那么紧张。我的数理化第一个学期还挺好,化学还考了97,84年寒假以后就一团遭了,期中考了60多,化学老师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,鼓励我别灰心。化学老师说话没底气,我们叫她“小软”。其实我倒不太担心,反正也没打算学理工。李芳的数理化都比我好,有几次考试,我有困难,她便把卷子向我这边儿推。我从来没抄过高楠的,她也从来没抄过我的。

我跟高然说话的机会很少,即使是在坐在一起的时候。她跟孔震坐在一起时,俩人上课就在底下嘀嘀咕咕。她不到一米六,头发稀薄,永远短发,一嘬刘海儿永远盖住额头。我一直说不清她是大眼睛还是小眼睛,她总戴着深度的眼镜。她家住北三里屯外交部宿舍,就是现在的酒吧一条街。上语文课,老师在上面讲,她跟孔震就在下面讲,有的时候她突然就笑出声来,趴在桌子上,笑完了又趴回去再笑。我后来听她说,基本上,语文老师讲完上半句,孔震就能知道下半句。语文老师是50多岁的干瘦老头,眼睛片儿厚得就象俩瓶子底儿。湖南人,元旦晚会上用湖南话给我们唱《浏阳河》。语文课,高然和孔震基本不听,考试却总拿高分。高然的作文基本上就是我们的范文,总要在作文课上被念一念。她对我说她上小学的时候就被父母逼着看《狂人日记》。厉害。我知道自己跟她几乎搭不上什么话,也不想在人家面前现眼,还是少说得好。她平常也不跟别人说话,无论男生还是女生;也很少笑,除了跟孔震,跟我说话就算是多的了,可惜她当年跟我说的话,我现在大多记不清了。多年以后,我们四班的几个在加拿大的聚齐多伦多,细数当年,谈到高然还没有结婚,有家属追问,当年坐在我后面的刘小永解释说:没办法,她只服孔震。刘小永说大一时他跟孔震到北大找过高然,高楠宿舍的女生告诉他们,高然吃碗炸酱面也能吟首诗。我说不会吧,她不是那样的人呐。我后来问她有没有那回事,她说只有北大里的农民才那样。

李芳不笑时眉毛就往上翘,一笑更显得随和。她家离高然家相距不远,俩人却从不往来。英语老师是个20来岁的小伙子,有一次上课测验时走了神儿,盯着李芳发呆,李芳瞪了他一眼说:你看我干吗?吓得那老师满脸通红。我跟李芳偶尔能谈论些事情,她说她基本上要考理工;有时候我们中午踢完球回来,她也会问我踢得怎么样,谁赢誰输什么的。她说她爱看徐志摩,《飘》什么的。我读的第一部诗集,就是她借我的《徐志摩诗全集》。她告诉我她喜欢哪几首,我记得有《再别康桥》,《山中》,《萨扬娜拉》什么的。语文课上要站起来读课文,我们班有几个高手,从小就有诗朗诵的底子,能按老师的要求,“有语气有感情”地读出来。我就不行,每次都是磕磕巴巴,颤颤巍巍的,还经常读错别字。李芳总拿着书,等我一开始结巴了,就小声纠正我。她后来跟我说:你一读课文我就想乐。我跟她站在一块,她基本上就是半截铁塔。上大学以后,我已经有一米七八了,再回想李芳,觉得她当年也不过是个弱女子。在李芳有几个死党,都是坐后排的高个的女生,其中一个姓黄,后来我们叫她黄鼠狼。

我跟孔震很好,当时差不多都一米六左右,有时候快焦不离孟,孟不离焦了。下午没课或放假时我们经常去他家,他家成了我们的一个据点,他家的一张床还是他爷爷斗地主分田地的时候从地主家分的。他看的书让我吃惊,居然是《小逻辑》,《黑格儿》什么的。他的思想,考虑问题的深度和角度都很成熟,平时该玩儿的时候他比谁都能玩儿,考试时照样拿高分。我们经常在一起的,除了刘小永, 还有杜科,张爱军,陈强。杜科原名杜文革,三里屯二中的,上初中时自己到派出所把名字给改了。张爱军面如黑枣,暑假我们到工体游泳时,只见他满腿的黑毛。陈强高一时不到一米七,以后也再也没有长过个儿。他跟我们班的学习委员周彤是小学同班同学,两家隔树相望。上大学以后我曾经问过他是不是从小心里就开始惦记周彤了,他虽然否认了,但我看得出他撒谎了。陈强是我们班第一个来加拿大的,来加拿大两年后经人介绍在东北找了个姑娘,把姑娘从国内接过来以后不久,姑娘就跟别人跑了。我最后一次给他打电话时他应该正在找工作。
我问他:最近干吗哪?
他说:飘着呢。
我问:什么?嫖着哪?
他说:你小子怎么现在说话带脏字儿呀。你再这么跟我说话。。。你小子可危险了。
从那以后,他的音信皆无。我估计他现在正在美国的什么地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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